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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静的美国人

简介目录赏析读后感格雷厄姆·格林

第一章

    晚饭后,我在卡蒂纳街我的房间里坐下来等派尔,他说过,"我最迟十点钟左右来找你。"等到半夜以后,我再也坐不住了,于是下楼走到街上去。许多穿黑裤子的老婆子坐在楼梯口:那会儿是二月,我想她们是嫌床上太热了吧。一个三轮车夫慢吞吞地蹬着车向河边驶去。我可以看见在他们卸新到的美国飞机处灯火通明。
    长街上四处都见不到派尔的踪影。
    当然,我心想,他可能是在美国公使馆有什么事一时走不开,不过那样的话,他早就会打电话到餐馆去了——他对这些小节一向很在意。我转身要回进屋子去,一眼看见一个姑娘在隔壁门口等人。我看不见她的脸,只看见那条白绸裤子和那件有花的长旗袍,可是看见这些我已经知道她是谁了。她以前就常常在这个时候站在这个地方等我回家。
    "凤儿,"我说——这意思是凤凰,不过如今一切全都不再是寓言般的,火后余灰中也不再有凤凰出现了。她还没来得及告诉我,我已经知道,她也在等派尔。
    "他没有来。"
    "Jesals.JetalvuseulghfenEtre."
    "你还是上楼去等吧,"我说。"他这就要来啦。"
    "我可以在这儿等。"
    "最好别在这儿。警察会把你逮去的。"
    她跟我上了楼。我想到自己可以说出来的几个有刺儿的、不愉快的笑话,可是她的英语和法语全都不够好,不会懂得我的嘲讽。说也奇怪,我并没有想要伤她心的意思,甚至也没有想要伤我自己心的意思。我们走上楼梯口的时候,那些老婆子都转过头去。等我们刚走过,她们的嗓音又一起一伏,仿佛一块儿在唱歌似的。
    "她们在说些什么?"
    "她们以为我又回来了。"
    在我房间里,几星期以前中国新年时,我陈设的一盆树,上面的黄花大半都已经落下了。它们落在我打字机的键缝里。我把那些花瓣一片片掏出来。"Tuestroublo"凤儿说。
    "这不像他的为人。他一向挺守时间。"
    我解下领带,脱掉鞋子,在床上躺下。凤儿点着了煤气炉,动手烧水泡茶。这情景就跟六个月前差不多。"他说你不久就要走了,"她说。
    "也许。"
    "他很喜欢你。"
    "得啦,我可不稀罕,"我说。
    我看到她正在改变她的头发式样,让那一头黑发一直披到肩上。我想起以前她的头发梳得很考究,她以为那才像个大户人家的女儿。派尔有一次批评过那种发式。
    我闭上眼睛,她又和过去一模一样了:烧开水,叮铛响着拿茶杯倒茶,夜间某一时刻的需要,而且保证我可以一夜休息得很好。
    "他这就快来了,"她说,仿佛他不来,我需要安慰似的。
    我不知道,他们两人在一起时,究竟谈过些什么。派尔为人很认真。他那一大套关于远东的演讲,我早受够了。说到远东,他在远东待的月份跟我待的年数差不多。民主主义是他的另一个话题——他对于美国在为全世界所做的事情的那一套看法,说来很明确,很令人气恼。凤儿呢,她又天真无知得出奇,要是我们在谈话中偶然提到希特勒,她就会插嘴问希特勒是什么人。要跟她说清楚,那就更困难了,因为她从没见过一个德国人或是一个波兰人,对于欧洲的地理只有一点儿最模糊的知识,尽管关于玛格丽特公主,她知道的当然比我多。这时候,我听见她把烟盘在床头放下。
    "他仍旧爱你吗,凤儿?"
    跟一个安南女人上床睡觉,就像带一只小鸟睡觉一样。她会在你的枕边吱吱地叫呀唱呀。有一个时期,我曾经觉得没有一个安南女人的嗓音有凤儿的这么好听。
    我伸手过去,摸摸她的胳膊——安南女人的骨头也像鸟儿的那么脆弱。
    "是他来了吗,凤儿?"
    她大声笑了。我听见她划着一根火柴。"在恋爱吗?"——也许恋爱是一个她不懂的词语。
    "要我给你烧一袋烟吗?"她问我。
    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,她已经点亮了烟灯,烟盘也已经摆好了。在她皱着眉头,凑近灯火,全神贯注地烧着一小粒鸦片烟泡时,她手上的烟签滴溜溜地转着,烟灯的光把她的皮肤照成了深黄的琥铂色。
    "派尔至今还不抽这个吗?"我问她。
    "不抽。"
    "你应该让他抽上瘾,要不他就不回家来了。"这是她们中的一种迷信,认为一个情人只要抽鸦片,就总会回来,哪怕他跑到法国去。抽上鸦片,一个男人的性功能也许会受到损害,不过她们总是宁愿有个忠实的情人,那方面差一点也没关系。
    这会儿,她正把那个小小的烧热了的烟泡紧贴在烟斗边上捏着。我已经可以闻到鸦片的香味了。没有什么香味比得上它的。床边,我的闹钟指到了十二点二十分,不过我的紧张已经过去。派尔已经逐渐消逝了。在凤儿全神贯注,弯身在烟灯上照料着那柄长长的烟枪,像照料一个孩子那样时,烟灯照亮了她的脸。我很喜欢我的烟枪:两尺多长的一根笔直的竹筒,两头都嵌有象牙。竹筒往下三分之二的地方就是烟斗。它像一朵翻转的旋花,凸圆的周边因为经常揉捏鸦片,已经磨擦得又光又黑了。这时候,她把手腕一转,把烟签插进烟斗的小眼去,把烟泡装上,又把烟斗在烟灯上转过来.握定烟枪,等我去拍。我吸着时,烟泡就流畅地微微起着泡沫。
    老烟鬼一口气能抽下一袋烟,我可不成。我总要几口气才抽得完。一拍完,我就直挺挺地躺着,脖子靠在皮枕头上,让她去安排第二袋烟。
    我说,"你知道,真个的,事情非常明白。派尔知道我临睡前要拍几斗烟。他不愿意打扰我。清早,他自然会上这儿来的。"
    烟签插进了烟斗,我又抽了第二袋。在放下烟枪时,我说,"没有什么可担心的。压根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。"我呷了一口茶,一手摸着她的灾收窝。"你离开了我以后,"我说,"幸好我可以靠这个混混。奥尔梅街那边有一家好烟馆。我们欧洲人多爱大惊小怪啊。你不应该跟一个不抽烟的男人同居,凤儿。"
    "可是他要和我结婚,"她说,"就快啦。"
    "当然,那又是一回事。"
    "要我再给你烧一袋吗?"
    "好"
    我心想,要是派尔一直不来,她这一晚会不会答应跟我睡觉,不过我知道等我拍了四袋烟后,我也就不再需要她了。当然,感到她睡在床上,大腿挨着我,那也很惬意——她总是仰着睡。早晨一觉醒来,我就可以拍上一口,也免得一个人寂寞。
    "派尔现在不会来了,"我说。"就待在这儿吧,凤儿。"她把烟枪递给我,摇摇头。等我把那袋烟抽下后,她在不在我身边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。
    "派尔为什么不来呢?"她问。
    "我怎么知道?"我说。
    "他是去找泰将军了吗?"
    "我也不会知道。"
    "他曾经告诉我,要是他不能跟你一块儿吃晚饭,他就不会上这儿来。"
    "别担心。他会来的。再给我烧一袋烟吧。"在她俯身凑近烟灯时,我想起了波德莱尔的这首诗:"MOflenkfi,……"下文是什么呢?
    Aimerdlolslr
    Aimeretmotlrlr
    Anpaysquiieressemble。
    外面河边停泊着许多船只,"donthumeurestvagabonde."我想,要是闻闻她的皮肤,那一定带有淡淡的鸦片烟香味,她的肤色也正像烟灯的小小火焰的。她衣服上绘的这种花,我在北方那些小河边曾经看见过。她像一片芳草那样天真自然,我真不愿意丢下她回老家去。
    "我要是派尔就好了,"我大声说,不过我这会儿感到的痛苦是有限的,还忍受得住——这是抽了鸦片的好处。有人在房门上敲了一下。
    "是派尔,"她说。
    "不。他不是这样敲门的。"
    有人急躁不耐地又敲了一下。她很快地起床,碰到了那棵开黄花的小树,花瓣又纷纷落在我的打字机上。房门开了。"福勒先生,"一个人大声喊着。
    "我就是福勒,"我说。来的是一名警察,我才不会为一名警察起身哩——即使不抬起头来,我也看得见他穿的卡其短裤。
    他用几乎使人听不懂的越南法语解释说,公安部门要我立刻去——马上——快去。
    "是法国公安部门还是越南公安部门?"
    "法国的。"在他嘴里,"法兰西"这个词听起来就像"佛朗松"。
    "为了什么事?"
    他不知道:他只是奉命来叫我去。
    "TOIlllssi,"他向凤儿说。
    "跟女士说话,你得客气点儿,"我对他说。"你怎么知道她也在这儿?"
    他只是重复了一遍,说这是他奉到的命令。
    "天亮后,我就来。"
    "Suriechung,"他说,这是一个穿得齐齐整整、相当固执、身材矮小的家伙。
    跟他争吵并没有什么用,于是我就起来,打好领带,穿上鞋。在这儿,什么都是警察说了算:他们可以收回我的通行证,他们可以禁止我参加记者招待会,只要他们乐意,他们甚至可以拒绝发出境证给我。这些都是公开、合法的办法,而在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里,合法并不是必不可少的。我就认识一个人,他的厨子突然无缘无故地不见了——他四处找寻,找到越南公安部门去,那里的警官告诉他,他的厨子给找去询问过后已经获释了。厨子家里的人从此就没有再看见过他。也许他已经参加了共产党,也许他已经给征募进了一支私家军队。这种私家军队在西贡附近很多——不是和好教军,就是高台教军,再不就是泰将军的部队。也许,他给关在一座法国人的监狱里。也许,他正在华侨聚居的堤岸那一带靠姑娘们大发横财。也许,在他们盘问他的时候,他的心脏病发作了。我说,"我可不走着去。要我去,你得花钱叫一辆三轮车。"一个人得保持自己的尊严。
    这就是我何以到了公安部门,拒绝那个法国警官敬我香烟的缘故。抽了三袋鸦片后,我觉得脑子清楚、灵活:容易作出这类决定,不至于一下忘却主要的问题——他们找我来,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?以前,在几次宴会上,我会见过维戈特——我注意到他,因为他看来过分疼爱他的太太。那位太太不大理睬他。她是个装饰华丽而俗气的金发女人。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钟,维戈特还坐在香烟烟雾中,疲倦、颓唐,又热又闷,头上戴着绿色遮光罩,桌上摊开一本帕斯卡的作品,用以消磨时间。当我拒绝离开,容他单独询问凤儿后,他立即让步,只叹了一口气,这也许是表示他对西贡,对这闷热的天气,或是对整个人间情况全都感到厌倦了。
    他用英语说道,"很对不住,我不得不请你来。"
    "我不是给请来的,是奉命来的。"
    "哦,这些本地的警察——他们不懂事。"他的两眼盯住了《冥想录》的一页,好像他仍然全神贯注在那些伤感的议论上。"我想问你几个问题——是关于派尔的。"
    "你最好问他本人。"
    他转脸对着凤儿,用法语严厉地讯问她。"你跟派尔先生同居了多久啦?"
    "一个月——我记不太清楚啦,"她说。
    "他付给你多少钱?"
    "这一点你没有权问她,"我说。"她不是可以用钱买的。"
    "她过去跟你同居过,是吗?"他突然这样问。"同居了两年。"
    "我是一个新闻记者,是来报道你们的战争的——这就是说,要是你们允许我报道的话。可别要求我也向你们刊登流言蜚语的报纸投稿。"
    "关于派尔,你知道点儿什么?请回答我的问题,福勒先生?我并不想问。不过这事相当严重。请你相信我,事情很严重。"
    "我不是一个告密的人。关于派尔,我能告诉你的,你全都知道。年龄:三十二岁,在美国经济援助代表团工作,国籍:美国。"
    "从你的口气听来,你是他的一位朋友,"维戈特说,眼光从我又移到了凤儿身上。一个本地警察走进来,送来三杯清咖啡。
    "你们还是情愿喝茶吧?"维戈特问。
    "我是一位朋友,"我说。"为什么不该是呢?总有一天,我要回老家去,对吗?我又不能带她回去。她跟他待在一块儿也挺好。这是一个合理的安排。而且他还要和她结婚,他这么说。他是很可能这么做的,你知道。按他的为人讲,他很不错。严肃认真。不像大陆酒店里那些大声吵闹的王八蛋。是一个文静的美国人,"我这样确切地对他下断语,就像我可能会说"一只蓝色的蜥蜴","一只白色的大象"那样。
    维戈特说,"是的。"他似乎在他的桌子上寻找词句,好仿效我这样确切地来表达他的意思。"一个很文静的美国人。"他坐在那间闷热的小办公室里,等待我们俩谁先说话。一只蚊子嗡嗡地飞来叮人,我注意看看凤儿。鸦片烟能使人心思敏捷——也许就因为它能安定神经,稳定情绪。一切事情,即使是死亡,似乎全都不重要了。我想,凤儿还没有注意到维戈特的凄凉、决绝的语调。她的英语很差,一面坐在那张办公室硬椅子上,一面还耐心地等待着派尔。那时候,我已经放弃等待了。我看得出维戈特把这两种情况全都看在了眼里。
    "你第一次是怎么遇见他的?"维戈特问我。
    我为什么该向他解释说,是派尔遇见我的呢?去年九月,我看见他穿过广场,向大陆酒店的酒吧间走来:一看就知道是一张年轻而毫无经验的脸,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们眼前。两条过于瘦长的腿摇摇晃晃,一头划船队员式的短发,一双大眼睛,看起人来一派大学生神情,他似乎决做不出什么害人的事情。街边的餐桌那会儿大半都坐满了。"您不介意吧?"他严肃而谦恭有礼地问。"我姓派尔。是初次到这儿的,"他拉开一把椅子坐下,叫了一杯啤酒。然后,他很快地抬起头来,向中午耀眼的天空张望。
    "是一枚手榴弹的爆炸声吗?"他激动而满怀希望地问。
    "很可能是一辆汽车的轮胎爆炸,"我这么说,突然又对他的失望感到过意不去。一个人很快就会忘记自己的少年时代:以前,我曾经对于人们找不出更好的名称而叫作新闻的东西,很感兴趣。但是手榴弹爆炸在我早已平淡无奇了,它们是本地报纸列在最末一版的新闻——昨儿晚上在西贡发生了多少起,在堤岸发生了多少起。这种事在欧洲如今根本就上不了报。大街那头这时候走来了几个很逗人爱的身材扁平的娘儿们——白绸裤子,又长又紧、有粉红色和紫色花样的短上衣,衣衩开到大腿以上。我注视着她们,知道我将来永远离开这一带地方时,准会怀念她们的。
    "她们很逗人爱,是吗?"我一边喝啤酒一边说。派尔在她们沿卡蒂纳街走去时,粗略地瞥了她们一眼。
    "哦,的确,"他满不在意地说:原来他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。"公使很关心这些手榴弹爆炸事件。"他说,"假如闹出一件事来,那会很尴尬的,——我是说,假如涉及到我们一个人的话。"
    "涉及到你们一个人?是呀,我想那样事情就严重了。国会可不会乐意的。"我何苦要戏弄这个天真无知的人呢?也许不过十天以前,他还从波士顿的公地上走回家去,怀里抱满了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书籍。那是他动身上这儿来前赶着在读的。这会儿,他甚至没有听见我说的话:他早已一心专注在民主的难题和西方的责任上了。不久以后我才知道,他是决心要来做些好事的,不是对哪一个人,而是对一个国家,一个大陆,一个世界。是的,他可以说是正得其所哉,要来改良整个宇宙。
    "他这会儿在停尸房里吗?"我问维戈特。
    "你怎么知道他死了?"这是个警察的愚蠢问话,配不上这个读帕斯卡文章的人,也配不上这个特别疼爱自己妻子的人。一个人没有敏锐的洞察力,就不会谈爱情。
    "没有犯什么罪吧,"我说。我心里想他果真死了。难道派尔不是一向自行其是的吗?这时候,我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情绪,甚至是受到一个警察的怀疑所感到的憎恨,可是什么也没有。除了派尔外,谁也不该负什么责任。我们全都死了,是不是更好点儿呢?鸦片烟在我内心里这么推论着。但是我审慎地看看凤儿,因为这件事对她说来,是很不好受的。她以她的方式一定很爱他:她难道没有喜欢过我,后来又离开我到派尔那儿去吗?她自动喜欢上了青春、希望和严肃认真,现在这一切又比上了年纪和令人失望的我使她更加痛苦。她坐在那儿,望着我们两个人。我觉得她还没有明白出了什么事。也许在事情没有完全暴露出以前,我能设法把她带走,那也许会是一件好事。我准备回答任何问题,只要我能使这次审问含含糊糊地很快就结束,我就可以稍缓一点儿私下里再告诉她,不在一个警察的眼面前,离开办公室的这些硬椅子,离开好些蛾子绕着飞的这只没有灯罩的灯泡。
    我向维戈特说道,"你想知道的是我在哪一段时间的活动?"
    "六点到十点的那一段时间。"
    "六点钟,我在大陆酒店喝酒。那里的侍者们会记得的。六点四十五分,我走到河边码头上去看美国飞机从船上卸下来。我在美琪大饭店的门口碰见了美联社的威尔金斯。后来,我就进了隔壁那家电影院。他们也许还想得起——我买票时他们得找我一些钱。从电影院出来,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去老磨坊酒家——我想我是八点半左右到那儿的——独自一人吃晚饭。格兰杰当时在那儿——你们可以问问他。随后我又坐了三轮车回家,那时大约是九点三刻。你们或许可以找到那个三轮车夫。
    十点钟,我正在等派尔来,可是他没有来。"
    "你为什么在等他?"
    "他打过电话给我,说他得见我,有点儿要紧的事。"
    "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?"
    "不知道。件件事在派尔看来全都是要紧的。"
    "还有他的这个女人呢?——你知道她那时候在哪儿吗?"
    "午夜的时候,她在外边等候他。她很着急。她什么也不知道。哟,你难道瞧不出吗,就连这会儿她还在等他。"
    "我瞧得出,"他说。
    "你总不会当真认为,我出于嫉妒把他杀了——或是她为了什么而杀了他吧?他就快跟她结婚啦。"
    "对"
    "你们在哪儿发现了他?"
    "在通往达科的那道桥下面的水里。"
    老磨坊酒家就在那道桥旁边。桥上有武装的警察,酒家还装有一道铁栅,使手榴弹扔不进去。晚上,走过那道桥是不安全的,因为河那边天一黑就是越盟的世界。
    这么说来,我昨儿晚上吃饭的时候一定离开他的尸体还不到五十码。
    "问题是,"我说,"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。"
    "说实在的,"维戈特说,"我一点儿也不难受。他惹的乱子真不少。"
    "愿上帝永远保佑我们,"我说,"不碰上一些天真的老好人。"
    "老好人吗?"
    "是呀,老好人。就他的为人而言。你是一个天主教徒,不会赏识他的那一套作风的。不管怎么说,他反正是一个倒媚的美国佬。"
    "请你辨认一下尸体,成吗?很对不住。这是一件例行公事,一件令人不很愉快的例行公事。"
    我没有操心问他,为什么不等美国公使馆的人来。这点道理我早明白了。用我们冷漠的标准来衡量,法国人的方法是有点儿老式的:他们相信良心,犯罪感,应该让一个罪犯面对他的罪行,说不定他会垮下来,露出破绽。我再次告诉我自己:我是无辜的,同时维戈特走下石级,到冷冻机嗡嗡响着的地下室去。
    他们把他拖出来,像拖一盘冰块那样。我留心察看了一下。几处伤口已经冻结起来,很平滑。我说,"你瞧,这些伤口在我面前并没有再裂开。"
    "要评论上几句吗?"
    "这不是你们的目的之一吗?用一件实物来考验一下。但是你们已经把他冻僵啦。在中世纪,可没有很强的冷冻设备啊。"
    "你认得出是他吗?"
    "哦,当然认得出。"
    他这时候看起来更不正常:他应该待在家里的。我在他的一本家庭照相簿上看见过他,在一个度假农场上骑马,在长岛海滨游泳以及跟同事们在一座公寓第二十三层楼上的合影。"他理应生活在摩天大楼和直达电梯,冰淇淋和纯马提尼酒:午餐喝牛奶,在商业大楼里吃鸡三明治那样一种生活里。
    "他并不是因为这个伤口死去的,"维戈特指着胸膛上的一个伤口说。"他是在烂泥里给闷死的。我们在他的肺里发现了污泥。"
    "你们办事倒挺快呀。"
    "在这种气候里,不得不快。"
    他们把尸体推回原处,关上了门。门上的橡皮边低沉地响了一声。
    "你根本帮不了我们一点儿忙吗?"维戈特问。
    "一点儿忙也帮不了。"
    我和凤儿一路朝我的住处走回去。我这时候不再端起来了。死神带走了虚荣心——妻子跟了别人,做丈夫的决不可以露出一点儿痛苦来,可是我当时连这点儿虚荣心也没有了。凤儿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,我又没有本事慢慢地、心平气和地告诉她。我是一个新闻记者:脑子里想到的尽是新闻大标题。"美国官员在西贡遭人杀害。"在报馆里工作的人不知道怎样把坏消息告诉人,就连这会儿,我还不得不想到我的报纸,不得不问她:"在电报局停一下,成吗?"我让凤儿站在街上,一个人进去发了电报,又出来回到她身旁。这不过是做一种姿态:我很明白,那些法国记者早已得到消息了,或者就算维戈特不偏心的话(这很可能),那么新闻检查官也会扣下我的电报,直等到法国记者们的电报发了再发。我的报纸会先收到一条巴黎发出的电讯。并不是因为派尔这个人很重要。要是把他的真实经历详详细细地发回去,说他死前至少对五十条人命负责,那又不成,因为那会损害到英美的关系,美国公使会很不高兴的。公使对派尔非常器重——派尔得过一个好学位——是那种只有美国人才可以得学位的科目:也许是公共关系或舞台技巧,甚至也许是远东问题(这一类书他读过很不少)。
    "派尔在哪儿?"凤儿问我。"他们找你干什么?"
    "先回家去,"我说。
    "派尔会来吗?"
    "他可能会来。"
    那些老婆子还在楼梯口聊天,那儿比较凉快。等我打开房门后,我立刻看出我的房间已经被人搜查过了:一切都比我离开时更为整齐。
    "要再抽一袋烟吗?"凤儿问。
    "好吧。"
    我解开领带,脱下鞋。插曲已经过去:这一夜几乎又跟平常一样了。凤儿蹲在床头点着了烟灯。Monenfant,masoeur——琥珀色的皮肤。Sadoucelanguenatale。
    "凤儿,"我说。她正在烟斗上捏烟泡。"estmort,凤儿。"她手里握着烟签,抬脸望着我,像一个孩子那样聚精会神,皱着眉头。
    "Pyk68tmart,ASSSSSllle."
    她放下烟签,往后坐在脚后跟上,望着我。没有哭喊,没有眼泪,只是沉思——是一个人不得不改变生活的全部进程时的那种长久、私下的沉思。
    "你今儿晚上最好就住在这儿,"我说。
    她点点头,又拿起烟签来,开始烧鸦片。抽了鸦片后,我平时总熟睡上一会儿,至多睡上十分钟,也好像休息了一整夜。那一晚,我从一次这种熟睡中醒来,发觉我的手又放在过去夜晚常放的地方,在她的两腿之间。她睡着了,我几乎听不见她的呼吸声。经过了这么多个月后,我又一次不再是孤孤单单的了,但是我突然生起气来,想到维戈特戴着遮光罩坐在公安局里,想到美国公使馆走廊里静悄悄的,一个人也没有,又想到我的手抚摸着温软光滑、没有汗毛的皮肤,"难道真正关心派尔的就只有我一个人吗?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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